第四次增资背景

    北京银行招股说明书显示，身份证信息显示出生于1984年的吴振鹏持股量为北京银行自然人持股第一，其持有500万股北京银行股份，目前市值逾1亿元。招股说明书显示，吴振鹏是2004年入股，当时吴本人年仅20岁。

    北京银行的招股说明书显示，在该行前十大自然人股东中有九大股东都是第四次增资扩股的时候进去的。2004年，北京银行进行第四次增资扩股，最终将股本由28亿元扩至50亿元。

    对此，北京银行招股说明书解释称，第四次增资扩股“非员工股东532名，持有股份100355701股，这些非员工自然人股东主要是对本行有一定认识并且对本行的发展有信心的自然人，通过本行的部分支行、员工进行营销工作发展而来的。”

    “当时本行中关村案件造成的67亿元不良资产尚未化解，许多人仍不看好北京银行未来发展。”北京银行上述澄清公告如是表示。

    对于记者对第四次增资扩股的疑问，北京银行人士表示，与其他银行不同，北京银行没有经历过不良资产剥离，完全靠自身利润消化不良资产。在第四次增资扩股前的2004年财务数据相当不好看。招股说明书显示，2004年年底北京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为3.81%，资本充足率为5.01%，不良贷款率为4.53%。

    但当时银行需要增加资本实力，只能靠银行到处营销、做工作，所以第四次增资扩股的股东也是出于对北京银行发展的支持而进入的。

    而与上述北京银行人士观点相异，本报记者在走访北京银行老股东时发现，2004年时的北京银行，引入战投以及未来上市规划均已较为成型，彼时，能增持或购入北京银行股份“已经很难”。

    历史下的蛋

    事实上，除却沸沸扬扬的北京银行“娃娃股东”与城市信用社前身脱不开干系，北京银行招股说明书中那些庞杂的法人股东，亦是这段历史前缘的结果。

    据刘振介绍，尽管当时无论企业还是个人，积蓄都不是很多，但在成立城市信用社的时候，出于对工作的支持，周围的机关企业在存款的同时，也成了信用社的原始股东。

    “那个时候最基本的股东有5家单位，煤炭科学院、建筑科学研究院以及当地一些大机关，各自都拿一万元、两万元的，加上员工和员工家属以及自然人股东，整个信用社凑起来总股本也就是30万元左右。”刘振如是说。

    另外，当时由于部委无法入股，所以多以部委下属的劳动服务中心和三产副业机构作为参股主体，这也是如今北京银行股东中众多“某某机构劳动服务中心”和“某某机构劳动管理公司”来源的历史原因。

    此外，随着时间的蔓延，当年的这些参股主体日益分化、合并、消亡，从而造成今天北京银行法人股东繁杂的现实。目前，北京银行的国有法人股东和非国有法人股东多达721家。

    信用社前身形成的员工持股传统，对北京银行的内部激励有着正面的意义。但信用社时期造成的历史问题，也使北京银行隐藏着一定的风险。

    中金公司9月28日出具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北京银行的历史遗留问题令资产质量面临风险。

    报告认为，北京银行的前身，北京各区城市信用社时期的业务“以流动性资金贷款为主，不良率较高。”截至2007年一季度末，流动资金贷款的不良余额为32.6亿元，占不良贷款总额的比重高达71.4%，不良率高达6.5%，其中约57.8%是2006年以前发放的业务。

    “从不良贷款行业分布上看，贸易行业不良贷款占公司贷款不良总额的比重比40.1%，不良率高达20.7%，大部分也是城市信用社遗留问题。”报告如此分析。（21世纪经济报道 蒋云翔 方会磊）

责任编辑：吕文峰